為5.5美元,我會賣出___我不會賣出_

代幣可賣3.75美元。我們之所以採用這個研究方式,是因為我們不認為代幣帶來的稟賦效應,會強過一張20美元紙鈔帶來的稟賦效應。圖表7呈現了上述市場如何運作。假設我們找來十二名實驗對象,並隨機指定從25美分至5.75美元不等的代幣價值。接著我們按照實驗對象對代幣估價的高低,讓估價最高的人排在最左邊,然後向右依序排列,把估價最低的人放在最右邊,就像圖表7的第一排。接著拿出六個代幣隨機給這些實驗對象,就像圖表7的第二排。為了創造交易市場,我們向實驗對象提出了一系列簡單的問題。拿到代幣的人要回答如下問題:若價格為6美元,我會賣出___我不會賣出___若價格為5.5美元,我會賣出___我不會賣出___持有代幣的賣方,願意接受的最低代幣價格被稱為他們的「保留價」。評估代幣價格為4.25美元的賣方,願意以4.5美元的價格賣出代幣,但是4美元就免談了,所以他的保留價為美元。價格範圍相同的表格也會提供給潛在買方,詢問他們購買代幣的意願。傳統經濟理論會如何預測呢?倘若市場運作良好,這六個拿到代幣的人當中,為代幣估值最高的人,也就是排列在最左邊的這個人最後將持有代幣。在這個

的交易量變小,一開始拿出東西的人會傾向於

賣雙方交易且價格浮動的情境下,並不會真的發生。於是我和康納曼帶著一項任務返回溫哥華:設計一套能說服普拉特與史密斯相信稟賦效應的實驗。既然柯內許是首創這項實驗的人,同時又屬於我們的公平團隊,我們自然要邀請他一起加入新實驗的設計。我們與普拉特和史密斯討論時,體認到稟賦效應若真實存在,將導致市場的交易量變小,一開始拿出東西的人會傾向於保留它,而一開始手上沒有東西的人購買意願也不是太高。我們想設計出能夠反映上述預測的實驗。基本上,我們打算以柯內許原先的研究為基礎,然後再額外創造一個市場。為了讓我們的論據無懈可擊,希望讓大家清楚看到研究結果並非特定研究方法所造成的不經意結果,於是我們決定採用史密斯最愛的實驗設計:價值誘導。本書第5章曾提到,史密斯曾在他的許多早期開創性實驗採用這套方式,欲證明市場有良好的運作能力。各位還記得使用這套研究方法時,實驗對象要買賣在實驗室之外毫無價值的代幣吧。他們被告知個人的代幣價值,倘若手上確實有代幣的話,也就是實驗結束時可以兌換的現金數。假設賽斯被告知若實驗結束時他手上持有一枚代幣,他可以用(譬如)2.25美元的價格賣回給實驗人員,而凱文則被告知他的

這兩組實驗對象都被問了同一個問題:「你寧

70美元的當地書店折價券。過了一段時間,實驗對象們完成了其他任務之後,研究人員再次給他們一個選擇,沒拿到彩券的人被告知,他們可以用之前得到的3美元來買一張彩券;其他人則被告知,他們可以將手上的彩券以3美元賣出。接著,這兩組實驗對象都被問了同一個問題:「你寧願要彩券,或是3美元現金?」根據經濟理論,無論實驗對象最初拿到的是錢或彩券,答案都應該是一樣的。假使他們評估彩券價值超過3美元,最後應該會選擇彩券,可是如果他們認為彩券不值得3美元,最後會選擇現金。然而實驗結果與上述預測大相逕庭。一開始持有彩券的人當中,82%決定留著彩券,一開始持有現金的人當中,只有38%想用這筆錢來買彩券。這表示人們傾向於保留原來所擁有的,不打算將它交易出去,即使哪些人得到3美元、哪些人得到彩券都是一開始是隨機選出的。這個實驗結果可說再清楚有力不過了。普拉特與史密斯的抨擊,可在本書第6章討論過的批評清單中找到歸屬。首先,他們認為實驗對象可能只是搞不清楚狀況,倘若後者在參與實驗之前有學習機會,結果應該會不一樣。其次,他們召喚了某種看不見的手勢,主張柯內許和辛頓所觀察到實驗對象的不當行為,在實際市場中,也就是買

方法著墨頗深的經濟學家艾文‧羅斯在匹茲堡

要動了歪腦筋就可以拿走,到最後鐵定會有人幹出這種事。農人們對人性的精闢觀察,經濟學家有必要好好效法。雖然不是每個人都隨時想著占其他人便宜,但是某些人仍伺機而動,準備趁你不注意時把手伸進你的荷包。我拍下這些農家小攤的照片,然後放在辦公室裡當成啟發靈感的來源。第16章你願意賣掉已擁有的馬克杯?—待在溫哥華的那年,當時對實驗方法著墨頗深的經濟學家艾文‧羅斯在匹茲堡大學舉辦了一個研討會,目標是發表後來將集結成《經濟學中的實驗室實驗:六種觀點》一書的論文初稿。這次研討會邀來了實驗經濟學界的大人物,包括弗農‧史密斯與查爾斯‧普拉特。我和康納曼則代表實驗經濟學界一支新的行為經濟學生力軍。在我和康納曼看來,最有趣的討論應該是我個人鍾愛的稟賦效應。史密斯與普拉特都指稱我們對於這種現象,並未提出具有說服力的實證證據。我提供的證據是根據傑克‧柯內許與他的澳洲研究夥伴惠辛格.辛頓共同發表的論文,他們的實驗簡單得令人喜出望外。首先,他們隨機挑選出半數實驗對象,分別給每個人3美元;另外一半則得到樂透彩券。若彩券中了獎,得獎人可選擇拿50美元現金,或當價值

式的農人對人性可謂了然於心,由於誠實的人

色。恩斯特‧費爾與幾位同事的進一步研究顯示,頗高比例的人可被歸類為「有條件的合作者」,也就是說若有足夠多的其他人採取合作策略,那麼他們也就願意合作。這與安德雷奧尼的發現有著相符之處。一開始大家都願意讓遊戲同伴們享有回報加倍的好處,可是如果合作率太低,這些有條件的合作者就會變成搭便車的人。倘若讓實驗對象有機會懲罰不合作的人,即使遊戲重複多次,合作率仍然可以維持在一定的水平。誠如先前所描述的懲罰賽局,為了教訓那些行事不公平的人,大家會願意花點自己的錢來達成目的,正是這個懲罰的意願約束了有意要占便宜的人,也讓合作率維持在穩定水平。與康納曼在溫哥華合作研究的幾年後,我和心理學家羅賓‧道斯一起寫了篇關於合作的文章。我們在結論中用了路邊攤的比喻,也就是綺色佳鄉間常看到的那種小攤子,農人在農場前方擺了張桌子,上頭放著待售的農產品,顧客將錢放進有個小長孔的盒子裡,錢只能進、不能出,而且盒子被釘死在桌子上。我一直認為,採用這套收費方式的農人對人性可謂了然於心,由於誠實的人還算夠多(尤其是在小鎮上),農夫可以放心地將新鮮玉米或大黃留在攤子上賺些外快。可是他們也明白,假如錢放在開放的盒子裡,任何人只

一組實驗對象重複進行這項遊戲,合作比率將

20%,這樣的結果給了社會學家傑拉德‧馬維爾與茹絲‧阿米斯靈感,兩人合寫了一篇標題為〈經濟學家搭便車:還有其他人想占便宜嗎?〉的論文。對於馬維爾與阿米斯在論文標題中提出的問題,愛說俏皮話的經濟學家可能會這麼回答:「經驗老道的玩家。」公共財實驗有個屢試不爽的發現,就是假如同一組實驗對象重複進行這項遊戲,合作比率將逐漸下滑,從一般的50%降至幾乎為零。研究人員首次發現這樣的結果時,有些經濟學家指出一開始合作率高是因為實驗對象還搞不清楚狀況,多次重複這個遊戲之後,他們逐漸了解理性自利策略才是正確的。實驗經濟學家詹姆斯‧安德雷奧尼在1999年測試上述詮釋,但是加入了一個高明的小變化:五名實驗對象在重複進行這項實驗達十次,眼看著合作率逐漸下滑之後,被告知他們還得跟同樣一群人再玩十回。各位認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若他們學到自私才是聰明作法,在新一輪的遊戲中合作率應該會維持在低水平,可是事實不若想像,新一輪遊戲展開,實驗對象第一次玩的時候合作率跳回首輪初次的水平。所以說,重複玩公共財遊戲並未讓大家學會當個自私鬼,而只是讓他們明白自己在跟(某些)自私鬼玩,而沒人想扮演這個討人嫌的角

預測,即沒有參與者會選擇合作,最後被證明

20美分,他每捐1美元就會損失80美分。其他實驗對象當然會對布蘭登的匿名捐贈感到開心,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淨賺了20美分,但是他們並不會對他個人表達謝意,畢竟這筆錢是匿名捐贈。按照薩繆爾森的邏輯,經濟理論對公共財遊戲的預測是沒人願意貢獻一分一毫。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理性且追求私利的結果是每個人最終得到的只有原本可能會得到的一半。倘若大家都把手上的錢全部捐出來,每個人原本持有的5美元就會翻倍,最後換回10美元進口袋。傑出經濟學家暨哲學家阿馬蒂亞‧森曾說過一段名言,他將那些永遠不會在公共財遊戲中捐錢的人稱為理性傻瓜,或盲目追尋物質私利:「純粹的經濟人實際上與社交白痴無甚差別,但是經濟理論關注的一直是這種理性傻瓜。」就跟囚徒困境一樣,公共財遊戲的標準經濟學預測,即沒有參與者會選擇合作,最後被證明是個誤判。平均來說,實驗對象為公共財捐出了手上一半的錢,所以公共財依然有供應的問題。倘若大家都同意合作,公共財的數量才會多到人人滿意的程度,不過往好處想,這項實驗中供應不足的嚴重程度至少比理性自利模型的預期降低了一半。當然了,這句話要成立還有個但書,當實驗對象換成經濟系研究所學生時,捐獻的比率只有

決定捐出1美元,實驗人員會將這筆錢倍增為

對公共財的提供不足是因為沒人有為之付費的動機,他們也可以不花錢就享用到。這篇論文發表的幾年後,經濟學家們假定除非政府主動介入並提供公共財,透過稅收讓每個國民都負擔一部分,否則公共財的問題無法解決。當然了,任何時候只要抬頭張望,我們就能看到上述理論的反例。有些人會捐錢給慈善機構,並且主動清理露營地,頗為神奇的是,至少在美國,大多數市區的狗主人會帶著塑膠袋遛狗,以便在路上處理愛犬的排泄物(雖然已經有法律規定要這樣做,但這些法律極少被強制執行)。換句話說,有些人選擇了合作,即使這會妨礙他們的私利。為了解開這個問題,經濟學家、心理學家,以及社會學家都曾利用以下這個簡單遊戲的多種版本來進行研究。譬如我們邀請十名陌生人來實驗室,給他們每人五張1美元紙鈔,每個實驗對象可自行決定要將其中多少錢捐給「公共財」,然後私下把要捐的錢放進空信封袋裡。這個遊戲的規則是,他們放進公共財信封袋的總金額會被增加一倍,然後所有錢將平均分給每一個實驗對象。玩公共財遊戲時,理性的自利策略是半毛錢都別捐。假設布蘭登決定捐出1美元,實驗人員會將這筆錢倍增為2美元,然後再平均分給所有的實驗對象,那麼布蘭登分得的一份是

,也就是沒有串供情節的版本中,囚犯有兩種

名,差不多處一年有期徒刑;若兩人都坦承犯行,就都得進監牢關上五年;假如一人坦承犯行,而另一人保持緘默,那麼前者可恢復自由之身,後者則必須入獄服刑十年。在這個賽局比較通行的版本,也就是沒有串供情節的版本中,囚犯有兩種策略,不是合作(保持緘默)就是變節(坦承犯行)。博奕理論預測兩名囚犯都會變節,因為無論對方會採取什麼行動,變節都是對個人私利最有益的作法。然而當這個賽局在實驗室中進行時,40%至50%的實驗對象都選擇合作,這表示大約半數的實驗對象不是沒搞懂這個遊戲的邏輯,就是覺得合作才是應該做的事,抑或兩個原因兼而有之。囚徒困境雖然講了個精彩故事,但是絕大多數人並不是常常被警察逮捕,它在一般人的正常生活中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我們不妨想想另一個叫「公共財賽局」的相關遊戲。若要了解這個遊戲在經濟上的意義,得再回頭談談了不起的保羅‧薩繆爾森,他在1954年發表了一份篇幅僅三頁的論文,為公共財的觀念提出正式定義。這位仁兄總是言簡意賅。所謂的公共財即每個人都能夠使用,同時卻不會減損其他人之使用,而且也不可能排除任何人來使用的財貨。煙火表演就是個經典例子。薩繆爾森證明市場經濟

當中最經典的就是人盡皆知的「囚徒困境」。

直覺地懷疑,隨著涉及金額增加,能夠被接受的最小分配比率會反向降低至整體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說,當金額是10美元時,能夠被接受的最小分配金額應為2美元,假如金額提高至1,000美元,人們是否能接受低於200美元的分配?要深入探究上述假設,研究人員面臨兩個問題:高金額的最後通牒賽局所費不貲,而且絕大多數提議人會做「公平」的分配。美國實驗人員做的最後通牒賽局是100美元版本,得到的結果與低金額版本相差無幾。比較有說服力的是在貧窮國家進行的實驗,當地的生活成本容許實驗人員提高賽局涉及的利害關係。舉例來說,莉莎‧卡麥隆在爪哇所進行的最後通牒賽局同時包含低金額與高金額版本(相當於實驗對象三個月的收入)。她發現無論金額高低,提議人的行為都沒有明顯差異。關於人類是否全然自私(至少當他們應付的對象是陌生人時),正如理性經濟人應該要有的樣子,學者們為解答這個問題而設計了另一類遊戲,內容主要涉及協力合作。這類遊戲當中最經典的就是人盡皆知的「囚徒困境」。在最初設計的場景中,兩名囚犯因為犯罪而遭到逮捕,並且被分開來審訊。他們各自都有一個選擇:坦承犯行或保持緘默。若他們兩人都保持緘默,警方只能給他們較小的罪